鄜延路是与西夏的主战场之一，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都是如此。
仁宗朝三川口之战，神宗朝永乐城之战、五路伐夏种谔兵出延安府都是在鄜延路。
鄜延路、环庆路和外围横山一线是大宋和西夏的命脉之地，大宋如果能完全控制横山地区，就等于毁掉了西夏的防御长城。
到时候进可攻退可守，覆灭西夏就不是什么太难的事了。
这是赵煦也就是诸葛亮看几遍地形图，就可以得出的结论，欲灭西夏先取横山，而取横山最好的出兵点就是鄜延路。
宋军可以几路伐夏，重点最好是在鄜延路。
“那里还是熟悉的，毕竟麟州紧挨着鄜延路，党项人半耕半牧有时候逐水草而居，跟他们贸易难免要跋山涉水。”日谷得有点懵，心想官家不会刚讨伐了卫慕氏的旁支部族就准备再兵出鄜延路吧！
“很好，既熟悉山川地理，还知晓西夏内的部族分布，我想想授你什么官好，”赵煦思虑了一下，说道：“暂定你是延安府幕僚属官吧！先跟随种将军回汴梁城，过些时日再赴任。”
日谷得本来强压下的激动的心这时再度猛然跳动起来，延安府幕僚属官听名字也该是延安知府或者鄜延路经略安抚使的幕僚近臣吧！
这本就是他不敢想的了，那曾想也会跟随去汴梁城。
边疆各族人眼里，汴梁城是这天下最璀璨的明珠，物华天宝人文荟萃，算是梦想之地了，日谷得随种师中来太原府时，太原府就是他此生最大的目标，不过一两日的时间他没来及得陇望蜀，“蜀”居然奔着他跑过来了。
“怎么？不愿意？”赵煦见日谷得呆立当场也不回话，不由出言询问。
日谷得忙起身一拜到底，“俺愿意为陛下为朝廷鞍前马后。”
安排日谷得一日事小，但在场的如苏轼、吕惠卿和王厚等人却从中得到了一些信息，官家恐怕是准备重用提拔种师中让其担任一路经略安抚使了。
延安府作为鄜延路的路治，又是经略西夏战事的重要府治，延安知府大多数情况都是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兼任，最起码也得是经略安抚副使兼任，这样在军政上一路之地才可能在战时上下一体，不至于彼此掣肘。
事实上种师中也察觉到了什么，心里有些忐忑，自己自认不如兄长种建中，如今三十来岁做了一路军政主官正不知能否胜任。
外人不知他怎么想，但在场的诸位都晓得以他在辽境诛杀萧腾，西夏境内斩首卫慕启哥，这声望和功劳都是够了的，更不用提如今他在西军体系内争相传颂的关公转世的说法了。
赵煦召见日谷得之后正式将返京提上日程，由种师中跟太原府交接大军粮草等事宜，其他在此期间商讨回京亲政一事。
这事目前来说还较为敏感，但眼下在场的全是天子近臣，如侍读学士苏轼、给事中吕惠卿和通直郎王厚，再就是一生基本都天子绑定在一起的内侍高班周启。
当然，周启作为侍从官是不参与议事的，在场也是打打下手，端端茶磨磨墨。
“太皇太后年迈染病是官家亲政良机，回京之后，官家切不可有所顾虑和犹豫，当直接言明此事。”吕惠卿是雷厉风行的主，建议也直接了当。
苏轼闻言眉头一皱，他当然也希望官家能即刻亲政，但风俗孝道如何能考虑呢！这事还是要遵循礼法，顾念亲情，但他没有立刻说出来。其实就个人而言，他和吕惠卿没有任何恩怨，吕惠卿被旧党排斥，最后形同放逐、闲置，他也不赞同的。
但他并不怎么认同吕惠卿的行事风格，吕惠卿能力自然是出类拔萃的，不然王安石也不可能将之倚为臂膀，但其人太过务实和功利。
“现在的问题不是朕返京之后如何亲政，而是在亲政之后，该有什么举措。”赵煦这时候无意协调他们两人的关系，行事风格，施政理念完全不同，捏不到一块去的。何况如今也只是暂时共事，将来还是要分开委任的。
“官家，臣以为还是当从单个方面入手，然后再逐步扩展到其他地方，这种和风细雨式的渐进改良才能最大程度减少阻力。”苏轼阐述自己一贯坚持的理念。
吕惠卿显然不认同，“臣以为不可，官家自汴梁而出，而今行程数千里不止，当见识到了旧党试图尽废新法，可新法深入民间已不是简单废除法令能做到的了。于是无论朝廷还是地方一些熙宁年间的政令尚存，却无法推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造成朝政混乱。而旧党们又一心只为党争，甚少考虑建设，这已经让国家处在很危险的境地，官家当不做犹豫，再行新法。”
两边说的都有道理，元佑年间旧党把持朝政，先贬斥新党，之后旧党内部又起党争，苏轼就属于不入新党，又不容于旧党的例子。
党争不息，大员们不断被贬斥到地方，宰执们几乎一两年就有更换，这般频繁调动，谈何施政纲领？
可也正因如此，旧党把持朝政多年，内太皇太后支持，外有既得利益者的庞大士大夫阶层拥护，四位宰执无一不是坚持恪守祖宗法制的保守派，要施行改革，不管改革内容是不是王安石的新政，推行的阻力总也是要考虑的。
“若不然先从对外入手，进一步敲定跟辽国友好和睦的约定，促使耶律洪基禁止契丹人入境劫掠。然后对西夏用兵，或者是示敌以弱，引西夏入侵一举挫败他们。”赵煦之前考虑过这个问题，这时陈述自己的理念，“由外而内树立威信，再考虑更换宰执，推行政令应该会好上许多，你们怎么看？”
王厚不是文臣，所谓党争非他所长，亦非他所愿，听到对外之事，自然赞同的。
“臣以为正该如此，西夏境内梁太后主政上下失和，民怨沸腾，正是夺取横山的好时机。”
苏轼和吕惠卿见官家不说强推新法之事，自然是有喜有忧，而诚如官家所说，由外向内施压或许是较好的缓和方式。
至于之后推行改革政令到底是熙宁新法，还是另辟蹊径的救国救民之路就是之后再考虑的事了，这时候争论没有什么意义。
于是两人也纷纷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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