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不错，如此方是长治久安的大策。”听到自己可以封爵，郑浑立即跳出来支持这一议案。
“如此，此方案倒也可行，只是城主必须记住，及时上报朝廷，否则我们就是朝廷的反叛了。”高堂隆忧心忡忡的说。
“放心，我们先把管理体制建立起来，我就向公孙瓒通报此事。等明年道路安靖，我就上路到洛阳通报朝廷。”我打着哈哈。
不过，私下里高山等人，到是对我的爵位分封制颇有微词：“我们来自于一个平等的时代，在这里我们却要搞特权，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你记得英国的约翰·保尔这个人么，作为英国著名的主教，他在1381年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词‘奴隶与自由民’，号召奴隶起来推翻贵族，却被奴隶撕成碎片，”我对他们说：“过什么山唱什么歌，在汉代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我们如果提出人人平等，那是找死。何况，推行功勋制，可以让人们觉得努力奋斗总会获得社会的的承认，便于激发人们的奋斗精神。至于向人人平等过渡，我们还有两千年的时间，足够向这个社会制度过渡了。”
明年，是黄巾之乱的前一年，史书记载，光和七年2月，皇帝改为中平年号，黄巾于此时起义，随即刘虞上书，要求改州太守官职为州牧，从此各州牧拥兵自重，皇帝威权下降。那时，只要找个机会向皇帝递上一个表章，就算一切ok，至于皇帝同意与否就无关紧要了。这就是三国时期奇特的政治现象，叫做“表”。刘备在接过陶谦的徐州牧时，就曾这样一“表”就算完事。
接着，我们讨论了管理架构，汉高祖时期，延续秦朝的军权与内政分立的政治架构，丞相与太尉分治文武之事，御史大夫专管监察之事。这可能是最早的三权分立原则，虽然它与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不同。
后来大将军霍光专权，三权集中于一人之手，三权分工的制度不复存在。
三国时期曹操手下的官员陈群也曾重新恢复秦朝的三公九卿制，搞三权分立，无奈中国总有化神奇为腐朽的力量，这三权分立制总是实施不下去。
历史上，每当一个强势人物出现，总是先破坏三权分立制，进而导致自己的朝廷崩溃——无论这个强势人物是皇帝还是大臣。或许中国人骨子里都喜欢抓权，或许三权分立制就不适合中国国情，但是我坚决不相信中国的国情就是喜欢腐败，我要长久在这建立这三权分立制度。
打着复兴高祖制度的名义，三权分立制很快通过了，随后我宣布官员任期制。高级官员在位子上待久了，必定产生一大批同党。为了限制官员长久霸占一个官位，必须限制他任期。当然，元老及议员类民选官员任期不限，只要有人选你，你就可以一直任下去。
所以我规定，内政官员可以连续任3届，每届四年。每四年由元老院选举一次，选出首席元老，称“首相”，有权任命户部，管理财政支出、预算、拨款和户籍，钱粮。户部下设粮米司，盐司，铁司，海关司，户籍司，赋司（由农业所交），税务司（由商业所交））；吏部，管理官员任免、选民登记、爵位管理；工部，管理政府工程，技术研制，水利，建筑，军工技术。工部下设军工司，河道司（管理水利），建筑司（管理建设），开发司（管理新技术研制）；兵部，管理军队后勤工作及军饷发放，退役军人安置；礼部，管理教育、学生、教师、科举和朝廷礼仪；商部，管理工匠、矿业、工商和税收，下设百工司，管理工匠，矿业司，商务司，税务司，六部主管官员。
其中，商部是我们特地设置的，此前各朝没有设单独的商部，以后各朝也没有，直到现代才有。我们这样作一方面可以把收入与支出分开，另一方面，商部设为六部之一，可以让发展商业的声音响亮一些，以确保我们大力发展商业的政策实施。
至于军队方面，我们设立大司令这一官职，主管号令海军，骑军，步军三军。下设军机处，管理军队调动权，即军令权，军事规划权，相当于总参谋部，由城主直接任命的三位大将军管理；都督处，管理军官任命，军官培训，军校教师与学生，拥有军队人事权，由城主直接任命的三位大都督管理；军械处，相当于现在的军队后勤部）。各级军官最高服役年龄均明确规定，越是高级军官最高服役年龄越高，到了一定年龄，职务升不上去的军官，由政府根据服役年限和官位大小发退役费退役。退役军官可以加入地方治安机构（当巡捕），也可以公民身份参政。
另外，在司法上设立大司刑这一官职，由城主直接任命，主管刑事司法，同时各地治安人员，监狱系统都归大司刑管理，地方官员不再有刑事与民事审判权。这些刑事与民事审判官员均由大司刑在律法考核合格人员中任命。人口少的地方不设专职法官，由上级部门派出巡回法官，每月定期巡回开庭，在未开庭期间犯人由地方监狱收押。所有的审判必须有三位以上公民参加裁决（称陪审官），裁决的结果必须由陪审官做出。所有公民通过律法考核合格，都可申请当陪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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