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这烦人的年，可怎么过呀！”金凤村的赵大贵在屋子里低垂着头，窝缩在一个小凳子上，一连声地叹着气，之后便双手抱了头沉默了。
金凤村是华北平原南部的一个村庄，赵大贵一家祖祖辈辈就生长生活在这个村子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金凤村四周都是树，种满了大片大片的杨树、柳树、榆树、枣树，就连每条路的两旁都种满了杨树、榆树以及桑葚树。金凤村村东和村西各有一条河流，村东的叫滏阳河，据老辈人讲，这条河在过去非常宽阔，是河北南部的煤炭运往天津的主要航道，经常有大轮船经过，金凤村当时还建立了一个可供运输船只停靠修整的很大的码头，后来随着公路运输的发展，这条河道才渐渐被遗弃不用，进而河岸两旁的村庄由于村子建设、填河垦田等原因，使得河道越来越窄，至今变得只有二三十米的宽度了，村西的那条仅有十来米宽，其实就是条大的河沟。这两条河一年四季都有水，使得金凤村给人以灵动灵性的感觉，尤其到了每年的春天，树木吐绿，冰河融化，麦苗返青，万物欣欣向荣，整个大地便复苏了。
是的，复苏，八十年代的主题就是复苏。八十年代的中国是个复苏的时代，大地在复苏，社会在复苏，城市在复苏，农村也在复苏，同时复苏的还有人，那被禁锢了千百年的人的思想、心灵、情感，还有爱，都渐渐地复活苏醒了。
“爱？哪里还有什么爱。”
“这年代，爱也是一种交易。
复苏了，一切便露出了勃勃生机！
金凤村有一千多口人，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村里已经东一家西一户地盖起了不少高大宽敞的砖瓦房，甚至有一户已经矗立起了一座两层的小楼。开放搞活，使得那些头脑活泛有眼光的人领先一步迈上了富裕之路，他们种市场紧俏的经济作物，搞大棚蔬菜种植，搞养殖，搞运输，贩卖布匹服装，开农资门市，开百货店，开饭店，修理电器，办工厂······当大多数人还在为姓“社”姓“资”问题争论不休前后观望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的时候，他们已经勇敢地冲了出去，他们敢于以身试水，甚至敢于试法——管他姓社姓资，只要能挣钱富裕，先干了再说。
他们成功了，他们富了。他们买了拖拉机、三马车，买了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电视，尽管电视是黑白的，只有14英寸，但在当时的村里也足以风光高贵得令人眼馋仰视，也令电视的主人有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
拥有电视，在当时是一件很值得炫耀显摆的事，尤其到晚上，有电视人家的家里便会挤满了人，挤得满满当当。他们戴了手表往往会特意把上衣袖子挽上去，故意露给别人看。他们会一天里时不时地骑着自行车在村里遛上那么几圈，会穿了崭新的时兴的衣服走东家串西家地去让人家打量询问。尤其春耕的时候，他们就开上拖拉机去犁地，一晌的功夫就能犁完好几亩地，真是让人羡慕得有些眼红。
但金凤村更多的还是穷人，他们或由于家底薄，或由于缺少劳动力，或由于懒惰不好好干，或由于思想保守胆子小，或其他的什么原因，至今还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住着漏雨的土屋，一年四季就穿一身已经分不清颜色的粗布衣服，甚至过年都吃不上一顿饺子的贫困窘迫生活。春耕的时候，他们也只能人工劳作，只能靠肩挑手推人翻地，只能一点点地在温暖的春风里播种着虚幻的希望。
赵大贵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甚至比这样的生活更惨。
赵大贵是穷人。
一进腊月，时间突然就感觉过得飞快，年好像一下子就到了人眼前。
一过腊月二十，年味就越来越浓了，家家户户开始置办年货，鸡鸭鱼肉，各种时令新鲜的蔬菜，花生瓜子糖块，红通通的大幅春联，花花绿绿的花纸，几千甚至上万响的鞭炮，当然，少不了家里每个人要买上一身时兴崭新的衣服，劳作了一年，好不容易到了过年的时刻，家家户户都在可劲儿地花着钱，一个比一个买的多买的贵，像比赛一样。
年，不但是个举国欢庆的节日，也是各家各户显示自己财富和能力的绝好时机，金凤村也因了人们暗地里较劲的阔绰消费而显得红火、热闹、喜庆、富裕。
赵大贵在屋里用枯瘦黢黑的双手插在浓密蓬乱的头发里，眉头紧锁，默然不语，显得很忧愁悲戚。是啊，过年过年，对于有钱人来说是过年，对于像赵大贵这样的穷人来说却是在过年关，都过腊月二十了，赵大贵家连一张五分钱的红纸都没买——买不起。
妻子秀芬一早吃过饭就去她娘家借钱去了，几个孩子也都出去玩耍了，家里就剩大贵一个人。他用手在乱蓬蓬脏兮兮的头发上抓来挠去了几下，少顷，他抬眼打量了一下屋子。屋子仍是老样子，陈旧，杂乱，一点也没有因为新年的到来而有所改变。
赵大贵住在金凤村的西头，住的是还是那种屋檐伸出很长的老式结构的房子，房子很矮，也就一米七八的样子，除了房顶是用大蓝瓦盖起的外，四面屋墙都是用土泥堆砌起来的。房子一共三间，两间外屋，一间里屋，各有一个糊着窗户纸带小方格子的木制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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