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极为深情地描写这片有强大包容性的土地。
尤其是当主人公因为经济窘迫和身体残疾被同类弃绝时，他们面向的土地给予了他们无差别的关怀。哪怕这种关怀只是最普通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在《隐入尘烟》的豆瓣长评区里，李睿珺写了一首诗，结尾颇为动人：
“刚到村口的疯子/充满爱意地看着围向/他的十个孩子/其中九个向他丢来土块/只有一个在他碗里放了馒头”。
对于马有铁夫妇来说，这往他们碗里放馒头的唯一一个人，或许就是这片无言的黄土地。
很多人注意到海清所饰演的曹贵英在影片前段保持沉默。
她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不抽。”
她反对村民们利用道德绑架，迫使马有铁给村里首富献血。
这被视为她找回话语和主体性的瞬间。
当然，她的声音没有得到重视，一如在影片后段马有铁被多次抽血时，她颤颤巍巍地说“血已经抽满了”，但血还是汩汩地往外流。
时常会觉得，在影视作品中做一个不会说话的人，要比做一个贫穷的人更惨——当然最惨的事实还是，贫穷往往直接和失声挂钩——因为这样的角色，不但不能获得同属虚构宇宙内的其他角色的理解，甚至也会因为“坚持不为自己辩护”且“拥有奇怪的脑回路”，而失去全知的观众的同情。
就像在《黑暗中的舞者》豆瓣高赞短评区里，就有这样的评论：
“比人性更可悲的是，主角智商与情商双低。”
“……善良过了头就是愚蠢了，智商情商都很低，注定了塞尔玛这个结局。”
在政策传递的全过程中，马有铁与曹贵英都没有说话。
影片中有一幕，在官方人员离开房间后，曹贵英被发现失禁了。
在这一刻，缄默失语和病理表现把声量的不平衡性与信息传递的单向性展露无遗。
如果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在庶民发声的议题上，更应该被审视的不是边缘弱势的唇舌，而是处于中心的耳朵。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很难确保《隐入尘烟》中庶民之声的主体性与本真性。
尽管导演李睿珺就来自农村、拍摄着自己故乡的故事，但当他重返故土、成为导演和知识分子，我们也应对他的“再现”保持审视，即使这种再现是本能善意的。
就如斯皮瓦克所点明的：
“反抗形式的民众被知识分子建构成一个统一的大写的主体的时候，知识分子本身可能共谋将他者塑造成自我的阴影，就此而言，底层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实际上，影片高饱和度的色调、明显经过设计的构图与光影效果，乃至海清这个大众专业演员闯入乡村实景时提供的陌生化效果，也确实让《隐入尘烟》更像是精心规划的剧情片，而不是更贴近真实、模糊了因果关系的生活切片。
但总体而言，《隐入尘烟》对于弱势群体的表现，还是真诚、并带着尊重与克制的。这份尊重不仅在于影片对于苦难的展示，更在于对于生活情趣的展示。
影片在劳动之外的另一条线，是爱情——如果你选择这么定义马有铁夫妇之间的关系的话。
比起戏剧感偏重的冬夜送水、买大衣、溪流沐浴、手腕印花等桥段，二人的交往过程中，给人留下印象较深的是以下两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是每次搬迁后，房屋里被原封不动悬挂起来的“囍”字。每当马有铁询问曹贵英“囍”字是否挂好了，曹贵英都在仔细端详后说了同一句话：“高一丝丝（一点点）。”
考虑到直至影片最后，他们的经济水平也只能负担起曹贵英病中吃个水煮蛋，这个“囍”字可能就是整个家里唯一一样“高于生存”的装饰品。
这张薄而脆弱却被妥善保管的“囍”字，就代表了他们在被必需的生存填满的生活里，仍然保留的对更高层次的生活的向往。
另一个细节，发生在夫妇俩干完农活后的闲聊中。
马有铁说起小时候村子里有个疯子，总是面对着麦子念念叨叨：
“被风刮来刮去，麦子能说个啥？被飞过的麻雀啄食，麦子能说个啥？被自家驴啃了，麦子能说个啥？被夏天的镰刀割去，麦子能说个啥？”
曹贵英则突然激动地说，她小时候也知道这么个疯子。
俩人突然乐呵起来，只因为发现来自不同地方的两个人，原来在相识之前，就认识同一个疯子。
这可能是本片里最接近爱情的片段之一。
平日的关怀与扶持，多少出于现实婚姻的考量，就像马有铁的一个邻居感叹：
马有铁无论娶谁做媳妇，都会对她那么好。
这种照顾是无差别的。
但在上述的一幕里，两人因为一件莫名小事而欢欣鼓舞，仅是因为它证明了一种玄虚的缘分。
这缘分恰恰基于分别心存在，“如果不是你，则不能”。
就像齐泽克在《事件》里写：
“坠入爱河缘于偶然的相遇，然而一旦爱发生了，它就显得像是必然的，它宛如我的整个人生所趋向的目标。拉康将这种从偶然性向必然性的逆转过程，称为从‘防止被遗漏’到‘不阻碍被记忆’（dosen'g written）的转变：首先，爱情‘防止自己被遗漏’，它在某次偶然的相遇中浮现出来；一旦爱情出现，它便‘不阻碍被记忆’，它把爱的功课施加到情人身上，把爱的一切后果持续地铭刻在他/她的存在之中，并以对爱之事件的忠诚为中心，构筑起了他/她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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