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林芬芳走出云南大学，跨一条公路，从袁嘉谷故居旁边走向翠湖。
翠湖北门前面，长着几棵柏树，树干笔直，树顶是一簇墨绿的枝叶。在这些树干之间系着七八条红线，线上用夹子夹着许多交友征婚的卡片，卡片下踱步细细观看的都是些老头老太太。这些老头老太太儿女的卡片也挂在上面，他们老眼昏花的吃力的在审读别人的卡片信息。卡片信息包括性别、照片、工作、收入等等，对照卡片物色儿媳或女婿。儿女们太忙，老大不小了，没有结婚，没有时间相亲，父母或爷爷奶奶姥姥便在逛公园的时候给他们操心。如果对上合适的卡片，先邀父母拉拉家常，相相对方父母，谈的拢，双方回去催促孩子们见面、约会、谈婚论嫁。
孩子们认为这种相亲方式已经过时而自己活在诺大的昆明仍然单身的现实下，父辈真是异常操心。结婚对中国人来说格外重要，成家立业的祖训代代相传。好比大人见面，必谈孩子，先谈乖不乖好不好带，几年后谈在那里上学、学习成绩怎样，又过几年谈在那个单位工作，接着谈结婚了没有，不结婚，天啊这么大了还不结婚，赶紧结吧，你看某家都结了，不结婚在耗什么，真是不可原谅，父母眼睁睁等着你这一天，你不结婚死不瞑目，不结婚我们这个家庭到你这里彻底完了，怎么向列祖列宗交代，你说说……总之大人催孩子结婚的理由数不胜数，但又句句在理，让人苦笑不得。如今结婚对单身的人来说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时代变化婚姻观念随之发生改变，早已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或者门当户对，而是对男女双方提出更高要求，好比婚姻发生了进化，进化出更高的认知，两情相悦，现代的两情相悦包含了外貌和社会价值，外貌更强调女人的美，社会价值更强调男人的地位和财富，所以现代婚姻更像一种“交易婚姻”。
所以我们在清华书屋谈起翠湖这些帮儿女相亲的老人真是既敬佩又好笑。三楼老奶已经结婚，何主管正在谈婚论嫁。林芬芳、江珊和我倒也希望来翠湖相亲，把我们每个人的卡片悄悄挂上红线，次日接到电话，紧张赴约，三言两语搞定，都说不准先吃谁的喜酒。这是午饭后异想天开的玩笑，只是说说，没有胆量行动，似乎能挂上红线的都是一些重要单位大型国企的佼佼者，而我们三个只是书屋工作人员，实在渺小，不够资格，不敢高攀。
也许江珊看《飘》的眼神越来越灰暗，越来越多的版本和译本摆上书架，买它的顾客很少，它摆着一动不动。有几次江珊真想打开看看，但她忍住了，她在期望那么一天，说不准啊，也许明天一觉醒来肚子就鼓起来了，那时候读肯定格外不一样，不光读给自己，也读给后代。
“《飘》那么厚，一定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如果它不悲伤又何必讲那么多废话。”她说。
我笑了。
她问我这久看什么书。
我说：“《情人》。”
她说：“哎呀呀，找情人了？”
我摇摇头
她说她记得《情人》开头写道：“我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里，有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是这样吗？”
我感叹说：“是这样，你记得真准。”
她说：“以前她默默记过这段话，不知道为什么，也许留着以后想对某个男人说吧，当她也老的时候。”说完她笑了。
她说：“《情人》的后面她没有看下去，她觉得除了这段话后面的都不好看了。它在开头就告诉我们每个人的余生至少有一个情人可以回忆，至于重新见面将没有任何意义。
我表示完全赞同。
她突然问我有过几个情人？或者这问题可以理解成谈过几次恋爱？
我彻底懵了，脑海里闪过这么久依然杳无音信的李小婷。
我说一个也没有。
反倒想起了一段不算真实相遇的见面。
十分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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