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血淋淋的事实，富弼又不能回答。
以前郑朗抱怨王安石做得急，主要还是敛财敛得急。
两人同样几乎面对千夫所指，强行发起的改革，可性质不同。
王安石改革之初，威望不高，没有基础，敛财的方向不对，敛得又急，确实包括富户与百姓一起遭到剥削，国家是有了钱，但严重忧民。
郑朗起点远比王安石高，几乎带着一层层光环，再度回到京城的。
改革之始，实际以前打下了良好基础，包括数法的推广，此时仅是矫正它们就可以了。而民间经济基础也远比史上的好。
敛财的方向也不同，几乎没有实施任何一个剥民的敛财政策，要么就是节流，将国家三冗带来的种种冗费节省下去。若说敛财，只能说新商税法，以及清量隐田，使许多权贵利益受到侵犯，但绝对没有伤害到多少中贫困阶层。
做得急，一是机会难得，二是时间来不及。
没有多久，河湟开边开始，大旱到来，郑朗可不想背着几亿缗钱的债务，迎接这两大难题。况且未来还有一个西夏。
做得有些急，一些保守的人多少有些意见。但一些谦让确实也使另外一批人产生不满。特别是两个学生，王安石替赵顼讲《礼记》，对王安石说道：“朕想听听你的议论。”
又说：“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
王安石说道：“若陛下一心想做尧舜，必然有皋、夔、稷、契，若想做商高宗，则必有傅说。魏征与诸葛亮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非是没有人才，而是人主不贤，人才无人可助。若陛下择术未明，虽有皋、夔、稷、契、傅说之贤，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耳。”
赵顼默然了大半天。
俺们那敢学习尧舜，能做一个唐太宗，既富民又强国，那就不错啦。
不过又默想了一下，朝廷中就有一人，已经接近诸葛亮与魏征的高度，若改革成功，必将超越二人。能不能超越，就看三次改革后的结果。当然，王安石有他的意思，一是朝堂中有人超过了魏征与诸葛亮，二是自喻自己师徒二人，不是将诸葛亮与魏征放在眼中的。
但他不知道，他老师心中的偶像，第一个就是诸葛亮，第二个就是岳飞。
目标定高一点也没有错，但郑朗未必会多看重尧舜禹汤，上古社会，能有多好？再好也不过是一个奴隶制国家。况且那些记载能当真？十成中未必有一成是真的，不能全部相信，更不能照抄一个传说，一个神话。
过了一会，赵顼有点不同意，说道：“何世无上人，就是尧时有共工、讙兜、三苗、鲧四凶，舜也有浑沌、穷奇、梼杌、饕餮四大凶人（是帝鸿氏、少皞氏、颛顼氏、缙云氏四个不孝子孙，人们将他们比喻成上古四大凶兽）。”
王安石答道：“正是尧舜看出四凶，或诛杀或果断流放，所以为尧舜也。若让四凶随意妄为，进献谗言，就是有皋、夔、稷、契，他们能安心替人主治理天下吗？”
赵顼又不大同意，郑朗也说过一句话，人无完人，物无完物，真正上古良臣很少很少的，大多数大臣有好有坏，用得好就是忠臣，用得不好就是奸臣媚臣，用其长就是良臣，用其短就会成为庸臣。
就是李林甫之流，若碰到开元初期的李隆基，未必会重用，就是用了李林甫也没有那么大胆子敢弄权。这才是用人的真相。
赵顼又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如何治理天下？”
“择术为先。”
方法是很重要的，赵顼未反对，又问：“唐太宗何如？”
别谈什么尧舜，还是来点实在的吧。
“陛下当法尧舜，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后来者没有学会，才觉得高深莫测。”
若没有郑朗，赵顼就让王安石忽悠了，做皇帝的谁不想学习传说中的尧舜？
但是赵顼觉得不踏实，又将郑朗另一个学生喊来，问富民之术。
司马光答道：“富民之本在得人，县令最为亲民，欲知县令是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转运使。陛下但能择转运使，转运使能案知州，知州能案县令，何忧民不富？”
赵顼听到两种不同的议论，又将郑朗喊来。
郑朗同样大半天未说话，最后道：“强国富民之道，一为术，二为人。没有好的术略，就不知如何用人。”
如踢球一样，巴塞罗那成就了梅西，若梅西转会到其他俱乐部，战术体系不对，多半会沦得象舍甫琴科到了切尔西的下场。又道：“若没有用好人，任何良术，最终也会成为扰民之举。”
“若那样太难了。”
“想治好国家，本身就很困难，非抱着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心态，根本无法实现。至于介甫说的尧舜时简要易，只能说做得好，能理论上接近传说中的简要易，实际简就是繁，要就是迂，易就是难，越简越繁，越要越迂，越易越难。”怕赵顼不理解，又说道：“越无为必须有为，不要说达到传说中道家无为而治，儒家的大同境界，就是达到仁宗时的无为而治，需要付出多少智慧？”
赵顼额首。
听来听去，只有郑朗的话最中他的心。想治好一个国家，那有那么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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