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国家收入主要四大方面，第一是两税，也就是农业税，实际说起来农业税比汉唐更重，它的来源有些复杂，一是粟稻麦七种谷品，二是罗绫绢纱等十种帛品，三是金银铁铜四种金属品，四是六畜革毛茶盐等六类物产品。因此它的计量单位是贯匹束石件等等。
正常是在三千多万，厉害时有四千多万，熙宁十年时曾一度五千二百万。这部分若换成缗钱，最少打六七折。就是如此，也远远高于唐汉，但为什么说宋朝百姓生活比汉唐好呢，有几个原因，纳税的比例增加，象唐朝能象五姓七家这些名门望户征税吗？至少名义上在宋朝九成以上大户或多或少要交税的，这也是隐田增加的原因。田隐了，怎么征？百姓数量比汉唐多，总数增加，人均摊下来，未必增加，最后就是力役减少。再加上大部分地区取消了部曲制度，允许百姓自由流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活在宋朝的平民百姓比汉唐时要幸福得多。
也因为数量不及实缗，看似数量庞大，实际在收入中占的比例少。
但要看，三司的两税不代表着农民农业税的总体，还有附加税，例如加耗、头子钱、不常设危害却很大的义仓米、陪钱、地钱、食盐钱、牛皮钱、蒿钱等等，还有一些变相的力役，皇祐时郑朗仅取消了头子钱与加耗，不过许多不好的官吏又用其他名堂复加在百姓身上。原因也很简单，这属于财政收入中的地方收入！
三司一年四千万，实际百姓所交纳的税务很有可能达到五千万六千万，故郑朗对司马光说，无论财政如何，以现在的经济情况，想取消两税那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其次乃是专营，盐酒茶矾香，后三者忽略不计，主要就是酒与盐，庆历初只有四百余万缗，后来因战争越敛越多，一度达到近两千万缗，皇祐后再次下降，只有八百多万缗，后来又抬高，升至一千多万缗，史上元丰时达到两千两百多万缗，宋徽宗时一度达到两千五百万缗，三千多万。酒税也不少，在一千两百万缗与一千八百万缗之间浮动。因为是实缗计算的，若是两税征得轻，仅是专营就远远超过了两税收入。
第三是商税，朝廷所说的商税多指过往货物的抽税，也就是现在的出税与往税。还有属于地方财政一部分营业税，宅税，地税，各监各司的榷场税、舶税、矿业税，这部分只能算前者的抽税，一般多者近两千缗，少者八九百万缗。实际若包括后者，远远不止，抽税可能占不到一半。
第四是往往忽略的一点，这部分就是各监各司的收入，这些司监主要负责征收茶盐酒税，矿治，造船，仓库。有的属于保管性质，有的有支出有收入，比如造船，一部分乃是国用，也有一部分是销售百姓，还有一部分乃是真正的收入，比如一些牧监租给百姓耕种所得的租钱，比如一些官方的房产，设楼店务租凭房屋谋利，比如抽税买竹场，还比如各大坑矿，特别是坑矿所获同样不菲，宋朝此时一年所出达到几千万斤金属，实利也有几百万缗之巨。不过矿业也分散成各个部门，有的是直接经营，有的抽税，还有海外的平安监。
第五部分就是和籴、和买与科配，一边买一边卖，理论上以调济为主，实际往往有时候是以盈利为主。
第六部分就是地方财政，乃是上面五者零散的一些敛财，归三司管辖，地方征收调配，这部分收入最为隐蔽，往往会产生许多灰色地带。
其实只要清晰地罗列成表，就可以看出那些是敛民的，那些是正当增加的，那些不是正当减少的。支出亦是如此。
每年统计罗列一次，登于报纸，不但让官员看，还让天下百姓看，从某种意义就起到督促作用。
今年出来有些晚，主要是郑朗等司马光回来，与官员填缺一道，第二次改革也结束了，起到安抚人心作用。
但吴充对经营不是很善长，统计时又耽搁了一些时日，直到今天，吴充才带着小吏将它们一一统计罗列成册。
先是两税，治平时仅有三千余万，特别是河北一度仅征收上来三成两税，也未必惠了民，惠的多是豪强。前年两税达到四千一百余万，去年上涨到四千五百余万，也很正常，仅是查出来的隐田就达到一百多万缗。隐田出来，两税必然增加。增加得不多，某种意义上说，税征的比前年会轻些。
郑朗却蹙起眉头，若按照田亩算，即便五千万，两税也未多征，可中间有一个重要因素，轻者是谁？百姓未轻，轻的依然是那些少数人。四千五百万出来，也未必是惠了民。
接着是专营，两千九百余万。商税，一千九百余万，新商税导致商税激增，还未严格执行，否则还能翻上两番。但就是这个商税，导致了许多人反对。
第四部分收入达到三千八百多万，这部分就是郑朗带给宋朝的惊喜。虽有原来的各司各监收入，主要来源还是郑朗推出的几大监。吴充逐条汇报，一个是平安监的收入，郑家庄在试验一些开采与冶炼的新技术，逐一动用到诸坑矿上，加上裁减了一些不必要的官吏，使得平安监去年收益增加了一百多万缗。不少了，几乎可以保住向契丹与西夏的岁贡。还有银行监勉强偿还了河工欠负，节余的六百多万缗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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