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听话这话，便就顺势说道；“先前爷爷让百姓告御状，我觉得挺好的，所以打算往这方面发展一下。”
告御状被一些开明君主当作下情上达、建言立政的重要手段，且被视为一种防微杜渐、平息民怨的治国安邦之道。
但从各代王朝的政治实践来看，就其整体而言，是反对和压制进京告状的，对这样的行为经常表达出一种消极、规劝甚至是恐吓的态度，对上访百姓动辄处以“杖一百”或“充军”的训诫和惩罚。
唐太宗李世民时，上书言事者大多希望他亲自处理，以防壅蔽。
对此，魏征的意见是：“此乃不识大体者，州县之事岂要陛下亲自审断?”
对于大量的“击登闻鼓”者，唐右金吾将军上疏曰：“讼者所争皆细故，若天子一一亲之，则安用吏理乎!”
显然，，过多的“越诉”会侵犯“下官”的正常职权，打破国家权力运作的正常秩序、造成“上”(朝廷)与“下”(地方)关系紊乱。
而朱元璋是鼓励告御状的，于《大诰》中甚至是号召百姓监督举报官吏，允许百姓捉拿贪官污吏，绕过上级行政直接押解到京城告御状。
《大诰》在颁布之后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洪武朝的安定和谐与朱元璋严刑峻法，厉行反腐有直接关系。
只是朱英知道，这样极端的律法很难持久，不管是在朱元璋之前，还是一直延续到后世，如此律法再不曾实施过，仅仅洪武年间的昙花一现。
且对于治理地方来说，也是治标不治本。
围绕告御状所形成的百姓、朝廷、地方三者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呈现出一种朝廷与底层民众共同施压于地方的格局。
朝廷与底层民众在与地方官府违法乱纪、官僚主义、欺上瞒下的斗争中具有某种利益的一致性。
没有哪个皇帝希望自己国家的官员都是贪官污吏，但个人的精力并不能去探明。
在此过程中，朝廷为国家利益和社会正义代表的角色。
百姓与地方的矛盾，经由“进京”被带到了京师，从而转变为这些群体与朝廷的矛盾，以及朝廷与地方的权力博弈。
朝廷既需要通过上访这种渠道监督和震慑地方官员、使之不敢肆无忌惮，也需要地方官员的拥护和支持，通过加强地方在处理上访问题上的作用与功能，使之承担更多的责任而减轻朝廷的压力。
只不过朱元璋现在给告御状的百姓的权力太大了，使得地方上的政权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如果在一些事务上，官府不能让百姓满意，那么就能通过‘告御状’来威胁甚至是敲打官府。
目前地方上一些官府来花钱了事，为自己的乌纱帽妥协百姓很是常见。
如此下去也影响到了政权通行。
所以朱英打算就这个方面，进行改善。
不管是什么权力，一旦失去了束缚，都会变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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